如何破解《修昔底德陷阱》

在时下流行的语境中，“修昔底德陷阱”一般指霸权国与崛起国间由于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而导致毁灭性的体系战争——他们把美国比附为古希腊时期的霸主斯巴达，而中国则成了崛起的雅典——“雅典实力的增长及其给斯巴达人造成的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当然，这一比附在逻辑上的随意性及其对历史事实的背离已经为学者所批判。在此，笔者所要强调的是它的第二层含义：西方战略传统中强调的海权强国与陆权强国间“宿命”般不可调和的冲突。
西方传统“海洋秩序观”的本质与内核
　　考察美国政府及学者分析中国战略的文献，不难体察出，在其海洋秩序观与海权战略思想背后，似乎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斯巴达臆想症”（比附对手），亦可称之“雅典情结”（自艾自况）。英美总以民主的海洋国家自居，自认为继承了雅典的衣钵，而对立面自然就是不民主的、穷兵黩武的陆权强国斯巴达；或者是更为野蛮、落后的“东方专制主义”集权帝国——波斯；再或者是贪婪、不满于现状、执意以武力破坏秩序的威廉德国；抑或是红色帝国苏联。如今，这一系列隐喻与类比似乎又找到了新的可供“附体”的猎物——和平发展中的中国。
　　“斯巴达臆想症”背后所隐含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一定是正义的、民主的、海权的国家联合起来，战胜邪恶的、专制的、陆权的国家。在理论上，该迷思得到“民主和平论”的背书。而当“斯巴达镜像”与“中国威胁论”合流时，专门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便顺理成章地出笼了。可见，这些迷思正以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方式干扰着西方决策者对时局、大势做出理性的判断。那么，它有被改良或替代的可能吗？
破除“斯巴达臆想症”之解药
　　作为“海陆兼备型”大国的中国，其21世纪的崛起本身就为反思、破除盎格鲁—撒克逊海洋战略传统下有关“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不两立”的思维定势提供了某种可能。刘江永教授在著作《可持续安全论》中所阐发的“海陆和合论”为中国现有的海洋行为进行了客观、公允的解释，更为未来中国海洋战略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南。
　　“海陆和合论”的实质，是以和平方式管理和利用好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之间的地缘关系，以促进本国、本地区和全球的持久和平、安全、发展与繁荣。其基本内容和追求目标主要可以归纳为四个关键词。一是和平——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和平相处，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互不干涉内政。二是互补——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各自发挥自身地缘优势，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和彼此信赖的安全合作。三是开放——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相互开放，为对方的发展和彼此合作提供地缘便利条件，通过政治对话与协商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四是和谐——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不以海陆划线树敌立友，而以和平、合作为共同目标，争取实现“海陆和谐”；而且，不仅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之间要努力实现“海陆和合”，海洋国家之间的“海海和合”和陆地国家之间的“陆陆和合”也同样重要。
　　亚洲地缘经济关系决定了本地区国家间需要实现“海陆和合”。亚洲各国山水相连，既有海洋岛国，又有内陆国家和海陆兼备的国家。区域内各国可以利用彼此相邻的地缘经济优势，通过海运、空运和铁路及高速公路网相连接，形成若干次区域经济圈彼此相通的泛亚经济圈。从东西横向来看，时下正如火如荼建设中的“一带一路”工程，从西欧的鹿特丹一路走到中国的连云港，再将日、韩诸港口城市间联通起来。而从南北纵向看，联通昆明与新加坡的中泰高铁与覆盖东南亚所有国家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样穿行于山—海之间，将本地区的陆地与海洋国家联通起来。
　　“海陆和合”体现着陆海国家的共同利益与互补性。亚洲既有中、日、韩等油气资源进口国，也有俄罗斯和位于中东、中亚的诸多产油国，可以通过海运和铺设管道运送能源，建立比较稳定和互利的能源供求网络。从这个角度看，只有“海陆和合”才能确保海陆能源通道安全，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各种威胁和挑战的需要。鉴于亚洲陆地国家也同样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波斯湾进口原油，同时利用海运从事国际贸易的现状，海上通道安全已成为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的共同安全利益。当前“国家安全”的观念已远远超出传统安全的范畴。无论是海洋国家还是陆地国家，都难以单独应付反恐、打击海盗、防止跨国犯罪、生态环境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而只有通过跨国合作才能有效防范，打造安全和命运共同体。
　　由此可见，那种鼓吹“亚太海洋国家应该联合起来，紧密团结在某个区域外海上霸权的旗帜下共同抵制中国的崛起”的论调在理论逻辑和事实依据上是何等的贫乏。对此，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不仅有为本国政府建言献策的义务，同样也应该对国际社会发声，阐明原理、晓以利害，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统合起来，为亚太国家间的沟通与理解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