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陕北校址寻访记（二）

文庙——中央党校在定边的校址
　　1936年9月下旬，中央党校教职员工离开保安，于10月初到达定边，在这里办学四个多月。时间虽然不长，在党校发展史上却是重要的一环。首先，党校师生的粮食、住宿及取暖问题基本解决。不再饿肚子，还能经常吃到黄米干饭和羊肉。当年的总务处管理科长马亚夫曾说：“到定边就算天堂了”。其二，山城堡战役后，党中央决定四方面军党校合并到中央党校，其学员全部到中央党校继续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一批重要的领导干部如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秘书长牟泽衔和党委书记伍辉文等人都是当时从红四方面军党校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其三，中央党校在定边开设了第一个少数民族班，一批少数民族学员在这里开始接受文化教育和政治军事训练，成长为我党我军重要的少数民族干部。其四，成仿吾等人在定边一个地主家里偶然发现一本上海出版的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是中央党校撤出瑞金以来得到的第一本马列原著。大家像得了宝贝一样的高兴，当成党校的一件大事，立即到当地的石印馆中去翻印，董老亲自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因而，定边是我们此行不能不去之地。
　　定边县天高地阔，不像陕北其他地方那样峁梁起伏，沟壑纵横，其市区的现代和繁华也出乎我们意料。
　　定边县委书记和组织部孟部长亲自到城外等了我们半个多小时。他们安排县委党校领导和县委史志办马主任接待我们，带我们踏访党校旧址，并提供了定边党史研究的若干书籍和资料。
　　因为缺乏历史文献，根据60年代一些学员的访谈，我们一直以为中央党校的校址是在定边一个中学里（一说为职业学校）。通过对定边的实地考察，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史志办马主任告诉我们，中央党校到定边就驻在文庙和它旁边的小庙里。当时定边城四周的城墙还在，四座城门对应四条街：北大街、南大街、东正街、西正街，城中心有座建于明代的鼓楼（又名玉皇阁）。县衙门在东正街北侧，北城墙内。文庙在东正街南侧，南城墙内。定边党史办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该县党史作了许多研究考证工作，曾经有当年党校的学员亲自指认过党校校址。城墙和文庙上世纪七十年代即不复存在，那一带曾是定边中学校址，后来定边中学迁往别处。2007年在那里新建了一所普通高中——定边四中。
　　马主任赠送的《三边往事》一书中有一篇白栋才的文章《往事断想》，文中提到：“党校地址就在南城墙内（现定边中学校址）”。白栋才当年是党校研究班（亦称教员班）学员并任四班班主任，其文章写于上世纪80年代，定边中学确实还在那里。
　　在中央党校旧址——县城东正街南侧的定边四中，马主任指着四中操场东南拐角处那排平房告诉我们，当年董必武、成仿吾及教员们住的房屋就在那个位置。
　　定边自古既是商贸物资集散地也是军事要冲，如今在盐场堡一带仍有明长城的遗迹。30年代，这里是反共顽固派马鸿逵、马鸿宾、地主反动武装、国民党杂牌军盘踞之地，老百姓生活困苦，教育十分落后，全县只有一所完小（定边县高初两级国民小学）。1940年陕甘宁边区第三师范（后称三边师范）在定边开办。1944年延安民族学院搬到定边与三边师范合并，改名为三边公学，附设初中班，开定边普通中学教育的先例。1958年，定边始设高中班。因而1936年的中央党校校址不可能设在一个中学里。
　　上世纪三十年代定边的公共文化场所主要是东正街的文庙和北大街的城隍庙老爷庙。1936年12月12日，定边举行纪念广州暴动九周年大会，会场设在城隍庙里。党校师生排着整齐的队伍到达会场，还有学员在会上演出了活报剧。后来的三边师范（三边公学）的校址设在城隍庙老爷庙内，虽然是职业学校，却和中央党校没有任何关系了。
　　阅读有关资料得知，在定边，党校师生的一个中心任务是为红军筹粮。学员张鹏图曾说：“到定边我就去征粮，没有上过课”。定边之行使我们对此事有了更多的了解。1936年11月山城堡战役前夕，党中央电示李维汉、董必武负责组织筹粮委员会，高岗、贾拓夫为委员，组织征粮队到定边各区征粮，支援前线红军作战。当时，中央党校曾派出两队学生去征粮。在梁台一带征粮的学员队，曾被敌人全部俘走，后来红军打败了敌人，将他们营救回来。高级班学员白坚被派到定边县任二区征粮工作队队长兼游击支队政委。仅用1个多月时间就完成筹粮任务，并筹款两万余元，有力地支援了红军前线部队。
　　定边县委领导同志对中央党校在定边办学的历史非常感兴趣，认为这是定边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并当即指示马主任就中央党校旧址建设提出方案。近日得知，马主任已拟出初步方案供县委选择并分步实施：一、在定边四中校门口挂一块“中央党校旧址”标牌，在校门外西墙作一块浮雕，上面镌刻董必武给学员讲课、学员打柴、征粮等画面；或在校园绿化带前置一块文化石，上书“中央党校旧址”，背面将党校在定边主要事迹及著名师生作一简介；二、在校园中心花园塑董必武铜像；三、在图书馆门前塑成仿吾铜像。
　　定边不愧是中国新能源产业百强县、基层党建工作先进县，办事雷厉风行，让人由衷敬佩。

桥儿沟天主堂——被遗忘的中央党校校址
　　延安桥儿沟天主堂是中央党校在延安的第一个校址。1937年6月8日，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访问了中央党校。她曾写道：“发现党校多少是个惊异。它设在山坡上，一所壮丽的天主教堂内。”如今这里只是作为鲁艺的旧址在保护和展示。那个天主堂和52孔石窑13间平房都保存完好、修旧如旧，管理也井井有条。而它曾经被征用为中央党校的校址却被遗忘了。
　　1937年2月10日除夕之夜，中央党校师生近300人经过十二三天的长途跋涉到达桥儿沟。当时，教堂和石窑的玻璃都碎了，四面通风，但大家都高兴得拍手，因为党校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校舍。至1939年3月，中央党校在这里办学两年，起初曾以“延安中山图书馆”之名对外，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每人发一支枪，天天上操，轮流放哨，还经常作军事演习。师生们曾把教堂重新装饰了一番，在此上大课、开会和举行集体活动。尼姆·威尔斯写道：“共产党非常以这座房子为骄傲，把它收拾得整洁非凡。马克思主义的圣人们暂时设在神座里。掩蔽着圣母玛利亚的，是斯大林胡須聳然的像。恰在他上面的神座里，是列宁立在十字架上耶稣的前面。墙上四周是深红色丝质的长旗，上面有马克思和列宁的圣书的句子。”
　　在这里，董必武、李维汉、康生、陈云先后担任校长。柯庆施、谢觉哉先后担任副校长。成仿吾、王学文、廖志高、李景膺、张启龙、章夷白、刘仁、白栋才、陈伯达、方仲如、刘芝明、王思华、王任重、王鹤寿、金铁群、李培之、张琴秋等曾经在这里工作。中央党校各课程研究室在这里成立。
　　时值抗战初期我党大发展阶段，全国各地革命青年纷纷奔赴延安。中央党校在这里先后招收学员约1800人，从第一班编到第三十五班。六中全会之后还制定“四五六计划”，短期轮训干部，招收学员到校学习四周或五周六周即分配上前线。陕北的县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和特区一级干部分期分批在这里轮训。许多大革命时期的老干部、红军老战士和青年知识分子在这里学习。还开办了第二个少数民族班。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前，部分学员提前毕业奔赴抗日前线，部分学员参加实习团到安塞县实习，腾出了几间石窑给代表们住，西北角那间最大的石窑则成为六中全会的会场。全会筹备和开会期间，张闻天、周恩来、王明、陈云、项英、谢觉哉等党中央负责人和从各根据地、各八路军办事处回来的领导同志都曾到党校讲课，介绍各地的情况，阐述党的方针政策。
　　在这里，1938年1月中旬，毛泽东给中央党校全体师生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1938年6月30日，毛泽东陪同世界学联代表团参观中央党校。1938年8月22日，毛泽东参加中央党校16班、19班学员的毕业典礼，作《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的讲演。
　　在这里，中央党校党总支青年委员会还给附近的乡亲们办了一所列宁小学校……
　　这是一段不该遗忘的历史！这里不应该是不为人知的中央党校校址！桥儿沟革命旧址负责人刘妮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表示将把中央党校在这里办学的历史补充进来，向世人介绍。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