璧月澄照 余在广州

广州老城，一年四季被冠幅广展的榕树浓荫盘绕着。潮湿阴霾的春，漫长曝晒的夏，一晃而过的秋和冬，把过往的岁月洇蚀得斑斑点点。风吹过，雨淋过，时光周而复始，轮回不息。不变的是老城草根市井间悠长的生活节奏，变化的是来来去去的身影和时代脉象。
　　1927年1月，在一份刚刚收获的年轻的爱的期许下，应着国立中山大学的聘书，邀约了挚友许寿裳，这一次，他不是以一个呐喊者、战斗者的姿态，而是以一名授业解惑者，一个还从未以他锐利如匕首的目光审视过这座城市的中年人——鲁迅来了。

文明路上大钟楼
　　大钟楼位于文明路215号省立中山图书馆大院内，是国立中山大学和国民党一大旧址。1927年1月18日，甫一抵埠，受聘为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鲁迅受到校方的优待——给他在大钟楼内安排了一处“豪宅”。钟楼四周视野开阔，门前南方特有的玉兰树、木棉、苹婆树葱绿围笼。然而初到广州的鲁迅对这样的住所很不习惯。他是一个暗夜里的思想者，晚上文字创作、编译、友人和学生约谈来访，经常工作到深夜。为保持白天工作的充沛精力，不受惊扰的休息极为紧要。这一点要求恰恰是大钟楼所不具备的。
　　对于这样一处住所的安排，鲁迅觉得“大而无当”。用他的话说：夜间老鼠出没，清晨工友唱歌，“很不能睡觉”。
　　硕鼠和如唱歌般广东话，是他初到广州生活的深刻印象。
　　在教学教务工作上，除了开设“文艺论”“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三门课程，鲁迅还要主持教务、文学系会议，讨论课程时间表、发放通知书、考试题目和卷子、受邀演讲等各项事务。但最终他还是决定离开，累并不是他要离开中山大学的主要因素。让鲁迅愤怒的是，起初是抱着对“革命策源地”的期待而来，总以为这里革命氛围和先进的思想会来得更浓厚一些，但是在当局发动的“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让他亲眼所见大批青年学生们付出了血的代价。鲁迅亲自奔走四方组织营救被捕学生，却未见成效，这更使他激愤不已。当然，不愿与听说要来中山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合作共事，也是诱因之一。
　　浓重的血色凝结在鲁迅心头，胸中块垒难以卸下，4月21日，他正式提交辞职信，结束了在广州三个多月大学教授生涯。这是他对于背信弃义的黑暗当局所表达的最坚决的抗议。

东濠涌边白云居
　　3月底，他已经和许寿裳、许广平一起搬离了大钟楼，合租在环境更为清幽的白云路7号一栋邮政公寓里。其后，一直到同年9月离开广州，他每天都在白云楼二楼租住的一厅三房寓所内工作、生活。
　　白云楼外，大榕树枝叶婆娑，丝丝缕缕的榕根连枝接叶。“远望青山，前临小港”，住所对面朝向一条人工河涌——东濠涌，鲁迅曾在《小约翰·引言》描绘过窗外所看到的渔家生活，“小港（指东濠涌）中是几十户渔民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鲁迅不时把目光和笔触投向社会底层最暗淡的角落。
　　这半年，在竹藤椅和线装书的陪伴下，鲁迅编订了《朝花夕拾》《野草》《唐宋传奇集》等旧作，整理了《小约翰》译本并翻译一批作品，创作完成《铸剑》《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30余篇杂文、散文。
　　不少人认为，正是在广州血火交锋的现实面前，鲁迅完成了由前期主要创作小说、散文、散文诗过渡到后期以杂文为主左翼文学色彩的重要转向。他集中而热烈地轰击着现实，文字中处处凌厉地带着批判的锋芒。他让沉寂荒凉如沙漠的广州文艺界暗潮涌动，又时刻关注青年们的动向，在《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等演讲中大声疾呼，青年们要从旧思想的樊篱中挣脱出来。
　　也恰是广州这样一座充斥着商业市井之气的城市，在生与死的考量、爱与仇的纠结下，以冥冥之中的命运和碰撞促成这“一丛野草”在人间的不朽灼烧。它激发懦弱者奋起抗争的决心，令沉默者掩藏的热情喷薄而出。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乐在广雅淘旧书
　　鲁迅对于书的痴爱，如同活水之于鱼儿的生命之源。即使来到广州这种崇尚美食的城市，他也照旧不改嗜书如命的习惯。
　　他最喜爱的事情还是逛旧书店，不久就抽空逛遍了旧书店淘买他所喜爱的线装书。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在广州期间的日记，曾见到多处书店淘书的记录。虽只是廖廖数语，却把鲁迅爱书成痴的习惯体现得淋漓尽致，更何况他不吝功夫亲自动手整理各类书目，并记录下修补典籍的过程。
　　比如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
　　3月16日往商务印书馆“买《老子道德经》《冲虚至德真经》各一本，泉（即钱）六角”。18日：“下午阅书肆，在中原书店买《文心雕龙补注》一部四本，八角。”
　　7月3日：“下午从广雅书局买《东塾读书记》《清诗人征略》《松心文钞》《桂游日记》各一部共二十三本，七元七角。”……
　　还有修补“蛀”书刻本的记事。
　　12日：“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17日：“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讫”。
　　日记中所提到的广雅书局，是清两广总督张之洞在1886年创办的。最初在文明路上的小巷聚贤坊里，后来迁到今北京路的双门底，专门刊印出版各类文物典籍。但在当时，鲁迅所购书单中，有不少线装刻本是从广雅书局淘买到的关于广东历史风物的文化典籍，如晚清著名广府诗人、书画家张维屏的《清诗人征略》《松心文钞》等等，还从广州百年老字号登云阁买到他所需的国学书籍《益雅堂丛书》。可见鲁迅对历史文物、考据和了解各地文化特色很感兴趣。自己抽不出空的时候，就开列书单委托许广平购书。
　　鲁迅购书，并不象有些藏家，买到后束之高阁，或者有意附庸风雅，为拥有而买书。他买的书到手后立即检视、翻阅并登记在册，如在日记中有所记一条：“从广雅书局补得所买书之阙叶，亦颇有版失而无从补者。”从中可知鲁迅买来的书并非束之高阁、装点门面。他对书的爱惜程度也达到了平常人所不能及的极致。看书前必要抹桌、洗手，痛恨书面翻翘、弄污或折角的样子，看后收藏也非常经心，有脱线处亲自细心动手装订，不常用的书籍要收得整整齐齐，并放有防蛀用的樟脑丸。
　　甚至在他四处谋生、舟车劳顿的行途中，书也是同行物品。他的书籍经常用藤条箱随身携运，抵埠后也便于收纳归整。无论走到哪里，对于携带收藏的书，鲁迅总是捆扎得井井有条。1927年9月底离开广州经香港时，他就随身携带了大批书籍，“有十只书箱在统舱里，六只书箱和衣箱在房舱里”——书竟然比衣物等生活必须品还要多得多。

芳草街上草萋萋
　　在广州期间，鲁迅感到广东的读书氛围很淡薄，尤其体会到可供青年学生学习的图书刊物种类单薄。于是他联合了孙伏园，在1927年3月底，接手了孙在芳草街44号联系的一处房子，开办了“北新书屋”。虽然这是他一生当中唯一 一次做“老板”，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向青年学生推荐进步书刊，活跃这里的文化氛围。
　　对于开办书屋的初衷，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手稿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而我之再三劝鲁迅去广东，也无非希望对广州有所贡献于青年。首先，文艺上除创造社一些读物外，其他荒芜得很。所以鲁迅又介绍北新、未名的出版物于广州青年。”
　　在书屋开张的第二天，许广平还特意写了一篇《北新书屋》的短文，介绍北新书屋的经营宗旨，文章发表于3月31日广州《国民新闻》的副刊上。
　　北新书屋的开张，仿佛荒漠里涌进一股暖湿的气流，除了出售北新书局、未名社出版的书刊和他本人的译著，如《呐喊》《坟》《往星中》《莽原》等书籍刊物，加强南北书刊的沟通交流，还向读者畅开大门，给读者开辟了一块自由选购、阅读新书、交流思想的园地。有空时，鲁迅也会来书屋走走，和文学青年见面交流，倾谈文学。因此，不少爱好文学的读者除了常来购买新书，也会抱着等候鲁迅、当面请教的念头，以便吸取更多的新思想、新文化。这样，经营书店虽然亏了本（结算时亏了80元），鲁迅依然觉得有意义。

不是结局
　　1927年9月27日，鲁迅终于还是离开了广州。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历史前夜，鲁迅带着冲破死寂暗夜的勇力，携着爱人，在将要离开这座城市奔赴向新生活的时候，对这个浊世发出了质疑和讥讽，他奋力摆脱了心灵的最后一层羁累，无所畏惧而仰天长啸：“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