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内外有乾坤

学人著书立说，本就是雅事一桩，正文大功告成，再撰一序言以讲明写作初衷，做一收束，如此方可称之完满。短短一篇序言，内外颇含玄机，另有乾坤。
　　序言又有自序与他序之别。自序乃作者说明著作宗旨、撰写经过、编写体例等，还可就书中之要点与难点，作一简要阐述。他序亦称赠序，多是前辈或同道就该书进行点评、勉励，甚或阐发个人观点。
　　民初最有名的序言，非蔡元培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写的莫属。堂堂北大校长为一年纪轻轻的留美博士“站台捧场”，其中因缘颇深。蔡氏执掌北大，急于革新旧北大之官僚气，深知聘请一大批具有革新意识的教师实属必要。蔡氏认为胡适旧学新学皆有造诣，遂延聘入北大执教。只是老辈皆已成名成家，新人却籍籍无名，初来乍到的胡适，虽工作勤奋，为人和蔼，但却并未引来学界之广泛关注。1918年底，胡赴南开演讲，拟顺道拜访前辈梁启超，“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平生渴思之怀”，可谓极尽谦恭之态。不过梁似乎对这位胡博士不甚感冒，临到见面当日，突然爽约，径直赴京与徐世昌总统“商讨巴黎和会事宜”。
　　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整理出版，卷首蔡序赫然在列。蔡先是指出研究中国哲学史存在两大难处，一是材料，二是形式，眼下研究“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却没有西洋哲学史的功底。留学生中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然而胡书兼备了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四大特长。正是蔡氏为胡鸣锣开道，是书一出，便洛阳纸贵。据说《大纲》刚运到四川，“购者争先，瞬息而罄”。至1930年，《大纲》已累计印刷15版，胡因此名利兼收。
　　1920年，梁启超等人欧游归来，同行的蒋百里将沿途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整理成书，题为《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向恩师任公请序。梁欣然应允。只是到落笔时，梁“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于是其决心从清代学术中寻觅中国文艺复兴之痕迹，孰料“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作序者将序言写成了专著《清代学术概论》，后来蒋还不得不倒贴一序言，这在民国学界也算是一件奇事。梁之所以下笔滔滔不绝，除却其文思泉涌外，与胡适之“挑战”大有关联。《概论》自序头一句话，便是梁交代写作初衷，首要动机即“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今非昔比，已俨然升格为学界领军人物的胡适，他的话之于梁氏，不再是耳旁风，而是“紧箍咒”。有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为避免“前浪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梁必须适时拿出上乘之作，以回应新兴力量。想必著书之意已久蓄任公心中，蒋氏索序终激发梁的写作冲动，否则短短半月内速成此书，似不可想象。
　　人一旦出名，难免会惹诸事上身。作为学界翘楚，胡适自难免俗，他人邀序渐成日常事务一般。不过既然已是圈内大腕，胡明白爱惜羽毛之重要，一来作序过滥，影响个人声誉，二来泛泛推介，也易误导后辈，为己留颜面，同时亦是对读者负责。故能进入胡氏法眼者，才有机会获其撰序推荐。如稍晚于胡氏的刘文典，废寝忘食著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刘本请蔡元培为己作序，不知何故，蔡迟迟未见答复。退而求其次，刘致信胡氏索序，“典因为一种关系，急于要挂块招牌”，表明欲借胡的名望抬高自身价码之意。英雄惜英雄，胡乐助其成，破例送上洋洋洒洒一篇文言文序言，卖力为刘吆喝：“今日坊间所行，犹是百五十年前之庄逵吉本，而王（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俞（俞樾）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数学人之享用；然则叔雅《集解》之作，岂非今日治国学之先务哉？”如此“扶上马送一程”，堪称周到之至，依稀有当年蔡校长为胡博士助阵的意味，你说刘文典焉能不火？
　　有应允，便有拒绝。胡适就曾向何炳松“说不”。1921年，何将美国学者鲁滨逊的《新史学》翻译成书，准备出版。为提高影响力，何向胡邀序，并声称胡“很愿意代我着手作一篇序文”。然春来秋往，一晃三年，何口中的那篇序言却仍不见踪影，虽出版社几番催促，何自信按照其与胡的交情，“适之先生的序文能够迟早之间发现在这本书的前面”。其实胡对何之学问并不认同，二人关系也很寻常。胡适这种“沉默式的婉拒”，更让人相信何未免过于一厢情愿。
　　序言之妙，有时在于文虽在书内，意超然书外。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作审查报告（亦可看作序言）便得此神韵。陈序指出：“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否则“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揭示治学之精髓，点出学界之痼弊，陈氏之论真是妙不可言！想想也是，若所有序言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之类的吹捧文字，那恐怕是文坛之耻、读者之灾了。

作者：王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