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官员的心理健康

十余年间自杀官员已达112人 主因是心理疾患

      来源：新华社    作者：李松

　　近年，各地官员因抑郁症等心理疾患致非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来自媒体的一项不完全统计显示：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有112人，其中省部级官员8人，厅级22人，处级30人，处级以下52人。

　　如此频度的官员自杀现象，原因尽管很多，但心理疾患始终有极高占比，类似“我很抑郁，抑郁难忍，先走了”、“我在医院检查有严重抑郁症，非常痛苦，不能吃睡，生不如死”的表达，在官员的遗书中屡见不鲜。

　　这提醒我们，作为一种高发的现代心理疾患，抑郁症在工作压力更大、人际更为复杂的公务员系统中，可能更为突出。要让这一掌管公共资源分配的群体有良好的工作状态，已有必要将心理干预纳入执政者视野。

　　就中国官员群体而言，目前主要面临两大“压力源”：

　　一是繁忙的工作与偏负面的舆情导致的心理倦怠。在当前官员群体中，心理疲劳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状态，基层官员尤甚，他们与各种琐碎矛盾纠纷打交道，工作节奏快，加班加点是常态，且常处于害怕犯错的焦虑中。尤其是在拆迁、信访、司法岗位工作的官员，在时常出现的突发事件和负面舆情面前，更易出现情感压抑、工作失控、言语暴躁等状况。

　　工作超负荷，不少基层官员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到工作中，无暇照顾家庭及子女，由此引发的家庭矛盾和压力，也给官员带来很大的心理负面影响。

　　二是“本领恐慌”与个体无力感引发的心理焦虑。由于公众对政府工作要求越来越高，官员学习适应新工作环境的压力倍增，这一方面有更新知识系统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常要面对“一己之力难以改变”的焦虑，因为很多时候，回应公众的要求与期待，需要整个系统的变革。

　　此外，在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当下，中央对官员约束越来越多，管理越来越严，加上对腐败零容忍、对“为官不为”加强问责等，“为官不易”开始成为官员新常态，新的政治生态，心理转轨和调试成为必然。

　　官员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相关部门应及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但现实状况却并不那么令人乐观。其中，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

　　从个人角度分析，不少官员对心理问题认识存在偏差，将心理健康等同于思想问题，导致官员不敢说不想说，更不会向别人承认，担心被指手画脚和影响仕途。即使有个别官员向心理专业人士咨询、问诊和治疗，也基本是全自费，不走医保，为的就是不留档案，怕被别人知道。

　　从社会大环境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官员培训内容，往往侧重在业务水平和政治思想上，缺乏对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科学化的足够训练，以致官员心理压力难以找到缓释渠道。

　　由此可见，官员心理健康问题，表面上只是个体心理现象，但深层次上却是一个社会问题，推动这一问题解决，可从三方面做些新的尝试。

　　首先是加大对官员心理健康的有效干预。通过建立科学的心理咨询和测试体系，及时准确评估公务员心理状况。对于官员普遍的敏感和顾虑，可通过专业“外包”试行解决。同时注意把握事件点，及时疏导。经验表明，官员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多数出现在矛盾集中、岗位调整时期，关键节点的疏导很重要。

　　其次是加强对公务员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央党校、公务员专门培训机构要适当加强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针对压力较大、承担特殊工作的官员群体，比如公、检、法和各安全部门等，应进行专项的心理辅导。

　　我们必须承认，外界对官员心理危机的干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官员要重视自身的心理健康，自己平时也应主动多学些心理学知识，学会自我调节，包括宣泄、幽默、升华，还有放松、助人等等。

　　三是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舆论生态。健康的心理来自于开放、包容的心态，这种心态与社会心理状态密切相关。官员作为执掌公共权力的特殊主体，如果权力能在“阳光”下运行，少一些不当的竞争性，减少暗箱操作和不透明，这样也容易与社会和他人形成比较平和的关系，有利于官员的心理健康。

　　尤其是在官员选拔过程中，要尽量减少不确定性因素，不但要增强官员选拔的公开性和程序性，还要考虑官员选拔的民意基础，使官员晋升有序而公正，从而减少因仕途不可预期而带来心理压力。

　　与此同时，也要呼唤平和理性的舆论生态，那种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把“板子”打在官员身上的偏颇“仇官”情绪和舆论取势，最终伤害的是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人

2别把官员患抑郁当作八卦话题

      来源：南方网    作者：张全林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医生李恒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近三年因抑郁倾向就医的官员明显增多。5月4日，安徽省教育厅外事处处长耿尊芳从办公楼坠楼身亡，这是5月第一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三起官员自杀事件。(5月12日《北京青年报》)

　　近年来，公务员因“抑郁”走向极端的事例越来越多。58岁女处长耿尊芳的死，给日益引人注目的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再添一例。据媒体早前的报道，一项对国内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例进行的调研发现，与“畏罪自杀”的社会想象不同，一些主动结束生命的官员反而是责任心很强的优秀公务员。

　　官员具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其自杀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不同于普通人，是一个关乎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不能拿来当作谈资消遣，也不应该单纯当作一个医学问题对待。官场里对于抑郁症的某种禁忌，是这个特殊群体普遍不愿意坦然问诊或就医的重要原因。担心让人知道有心理问题影响仕途，这本身就是心理状态缺乏健康的反映。但也说明“管人的人”欠缺对心理疾病的科学认识，更深层是一个官员任用标准合理性的问题。

　　干部管理部门，要充实心理学专业人才，以便把官员的心理健康纳入管理的范围。心理素质是衡量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重要标准，也是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在选拔干部的时候就应该把干部平时表现出来的心理素质作为考察内容，是否有健康的心态和健康的情趣，应占一定的权重。在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中，应引入心理素质测试，为更好地了解干部的个性特征、气质类型、行为趋向、心理承受能力和是否适岗，提供有益参考。

　　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干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对干部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常态化跟踪考察，对存在心理异常人员特别是心理危机人员，做到早发现、早援助、早干预，使心理疾病及时得到辅导矫正。

　　官员抑郁自杀既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在社会转型期，位于社会上层的群体比普通人群更容易产生心理危机。因为他们能更加敏锐地意识到社会失范、道德失范所带来的失望乃至绝望。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在改革这个攻坚克难的阶段，面对着诸多复杂矛盾和困扰。如果意志缺乏顽强意志，就会产生悲观失望情绪，承受的压力和风险会高于一般职业。

　　中纪委中组部曾联合下发《关于关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养的意见》，要求把关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质作为提高干部管理科学化水平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落实这个意见精神，强化公务员群体的心理健康辅导，适时开展公务员心理健康的讲座与培训，实属必要。对于在职干部，定期组织开展拓展培训，通过精心设计的体验式课程，让大家在完成各项任务、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中，磨练意志、陶冶情操、完善人格、提升素质，是减少患病和发生意外的有效措施。

3抑郁官员就医通常不走医保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刘旭

      5月4日，安徽省教育厅外事处处长耿尊芳从办公楼坠楼身亡，这是5月第一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三起官员自杀事件。官员作为抑郁症患者中一个特殊而隐秘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医生李恒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近三年因抑郁倾向就医的官员明显增多。很多官员有心理问题不愿主动就诊，担心这病影响仕途，一些“问题”官员只是私人介绍，不走医保，怕医院泄露秘密。

　　现状

　　“抑郁”成官员死亡通报高频词

　　5月4日，安徽省教育厅外事处处长耿尊芳从办公楼坠楼身亡，这是5月首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三起官员自杀事件。据当地官方信息，5月初，河北承德市兴隆县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于会田、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金海宁先后坠楼身亡。在三则寥寥数语的通报中，均有追述死者生前“抑郁”、“失眠”、“情绪低落”的词汇。近年来，公务员因“抑郁”走向极端的事例越来越多，在中国抑郁症患者中，一个特殊而隐秘的群体浮出水面。58岁女处长耿尊芳的死，给日益引人注目的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再添一例。

　　就在5月份3起官员跳楼事件的通报里，虽文辞简略，但均追述死者生前“抑郁”、“失眠”、“情绪低落”，甚至在于会田的通报里，直接明确写着“于会田患有抑郁症，近来一直有轻生念头”。

　　“据我观察，近三年来有抑郁倾向的公务员就诊人数，确实有上升趋势。”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医生李恒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因抑郁症而自杀的案例只不过代表了极端的状态。”另据媒体曾统计，近年官方通报的48例非正常死亡案件，初步调查发现的可能诱因之中“抑郁”出现29人次、1人次患有焦虑神经症、6人次精神不佳或经常失眠。“因抑郁自杀的这些，还只是被媒体报道出来的，至于患抑郁症的准确人数，我们也不知道”。李恒说。

　　也有轻生的官员们遗书里提到抑郁或患病，如“抑郁难忍，先走了”，“病治不好，痛苦难忍”;也有表现失望、绝望者，如“勤勤恳恳，一事无成，工作压力巨大”。

　　为什么大多数官员生前“未被外界发现”，其死后通报时“抑郁”却成为高频词汇?李恒从专业角度分析，鉴于心理疾病的特殊性，抑郁症患者往往隐藏得很深，不易被外人发现，“通常患者要经过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决定是否就诊。当被发现时，一般问题已很严重。这些年自杀率的升高，很可能是他之前抑郁，病情加重的结果。”

　　和普通患者不同的是，李恒说，官员对于这样的“心病”存有禁忌，很多人不会主动来就诊，“一是担心这病影响仕途，甚至担心自己会被‘拿掉’，二是看病的途径不多，他们担心医院泄露秘密。”

　　核心

　　“问题官员”就诊

　　“只说最近单位查得严”

　　在李恒的印象中，来医院门诊挂号的官员少之又少，即使来，也大多为开治失眠或抗抑郁的药，“他们挂号开药，不会多说话，不向医生透露更多，病历上往往只有失眠的记录。开抗抑郁的药，也通常不会走医保。”

　　李恒接诊的大多数官员病人都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大多是“约出去谈一谈”，“没有固定的时间规律，朋友托朋友的关系，信任感多一些。多数情况下帮人忙，也不收费的，针对不同情形，会给出药物建议和心理治疗方案。”

　　这些患者，既有因人际困扰而患病的，也不乏“待查”的问题官员，比如经济问题，有婚外关系的，“他们找到我，不会明说自己的具体问题，他们只说最近单位查得严，正开着会就有同事被带走。自己也担心经济上和社会关系上的问题。说到这一层，大家彼此都心照不宣了。”李恒还透露，没被“带走”前官员表现得“最焦虑”，“一般都是害怕吧。”

　　面对这些人的“心病”，李恒往往会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去为他们分析利弊，“曾有个婚外情的官员来咨询，当时我帮两位当事人去做理性分析，建议他们不要弄到鱼死网破，否则不好收场。”李恒强调，心理咨询绝对不帮人做决定。过了没多久，他再次从朋友那里听到该患者赔偿了女方一笔钱，加上药物治疗，当事人的病情缓解了不少。

　　李恒也曾接待过一个患者，尿频一年多，在京城医院挨个儿看肾病科、泌尿科、中医都没有作用，结果到他这儿依照焦虑症治疗焦虑，用抗抑郁剂，辅以心理治疗，很快康复了。其实，那人真正的病因是，他在工作中得罪了领导，闹了心病。

　　北青报记者还了解到，一线心理医生接触的很多公务员病人都有失眠的症状，这样“私密”症状往往更不足为外人道，小范围知晓。“多数人都表现为心理压力大、焦虑、失眠等，像上述出现的尿频、大汗淋漓、类似心梗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只占到20%左右。”李恒对此解释道。

　　官员抑郁自杀究竟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李恒答道，近年公务员心理压力大，属于心理疾病的高危人群，他们承受的压力和风险都高于一般职业，尤其是位高权重的官，“签一个字，动辄涉及一千万的项目，压力和风险可想而知。”但官员如果因不能说的秘密，抑郁自杀后，并企图掩盖背后利益关系，那么这心理问题，就不仅是医学能解决的问题了。

　　打“心理热线”的大多是官员家属

　　2012年，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询问中心对20个中央部委共2500名职工进行了一项与压力情形有关的调研，结果有63.3%的职工认为自己承受着中等以上程度的压力，其压力来源除了“职务升迁受阻”外，还包括工作责任、住房负担、领导工作风格、目睹腐败与抵挡诱惑等。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该中心同年开通了“咨询热线”，但从相关渠道获悉，目前几乎没有官员自报家门直接拨打该热线，前来咨询的几乎都是官员的家属。这个调研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结论，即处级以下干部比处级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在记者的采访中，心理医生和研究学者坦言基层公务员遭遇的心理健康问题更甚，“基层处级以下官员占到公务员队伍的90%左右，他们多数没心理检测的意识，咨询渠道更少，再加上上升空间窄，压力会更大，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理应得到重视。”专门研究腐败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告诉记者。

　　还有学者将2009年视为全社会开始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元年”。那一年的报道中共有13个官员自杀。2011年年底，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关于关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养的意见》。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关于公务员心理健康的讲座与培训开始在各级政府机关频繁举办，有些心理学专家还被请入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专家小组。

　　“所谓的抑郁或心理疾病，不能简单视为患病官员的个人问题，它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北师大心理学系教授许燕曾对媒体如是说。

　　内存

　　十八大以来因贪腐自杀官员占三成

　　2015年元旦后，全国多地区的党政机关、高校以及企事业单位，收到了转发自中组部关于“十八大以来党员干部非正常死亡情况统计表”的通知，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对于什么是“非正常死亡”，此次统计的说明书也做了专门解读，即因自杀、他杀、工伤、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火灾等意外事故、死刑执行等原因导致的死亡。

　　有媒体统计，2000年至今的130余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被媒体公开报道过的案例里，大部分为自杀。《财经》曾不完全统计出2012年12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官员非正常死亡数量，共计99名，其中52例被证实为自杀，34例在公开通报或报道的表述中为坠亡或溺亡等。

　　而中组部年初下发的调查表要求填报“死亡原因”时，有“自杀、他杀、其他原因”三项选择;而7个自杀原因选项位于前三的，分别是“涉嫌违纪违法;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工作压力大”。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表示，问卷的设问方式暗示着一个信息，惩戒“违法违纪官员”反腐大背景下，官员自杀确与之有着关联性。

　　高强度反腐确实让一些官员饱受压力，如2014年原南京六合区委书记、南京化工园区党工委书记娄学全，因接受宴请并收受慰问金被免去官职，并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三个月后在家上吊自杀。“这几年被判死刑的官员数量明显下降，但自杀官员的数量却明显上升。”聂辉华告诉北青报记者。“我们收集了最近三年的样本，贪腐或涉嫌贪腐的官员在自杀官员中大约占到三成。”